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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地名综述

  大约在六、七千年前,今威海市境内即已经有人类在此活动。据考古发现,市境内的近海地带,几乎都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,分布的地域范围较广,早期的地名应当已经出现。这些地名属于早期语言的一部分,只有语音和语义,已随着早期语言的消失而消失,所以无从查考。

  殷商时期,随着莱夷部族在山东半岛的出现,旸谷、不夜(或谓夜昜)、朝儛等地名亦在今市境内相继出现,并记载于《尚书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史籍中。《尚书·尧典》:“分命羲仲宅嵎夷,曰旸谷,寅宾出日,平秩东作。”孔传:“日出于谷而天下明,故称旸谷。”这些先秦地名的渊源都与日出相关,其深远影响直至今天。

  秦统一中国后,秦始皇两次东巡成山,在境内留下许多传说,并产生了文登山、荣成山等地名。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:“文登山在县东二里。古老相传秦始皇东巡,召集文人登此山论功颂德。因名。”文登山今名文山,文登县及登州之名即渊源于此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:“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,而自以连弩候大鱼至射之。自琅邪北至荣成山,弗见。至之罘,见巨鱼,射杀一鱼。”虽然经顾炎武考证,荣成山实为劳成山(即今青岛市崂山与荣成市成山)传写之误,但荣成之名却由此产生,历为县、市名称。此外,境内一些山峰和村落名称,也与秦始皇东巡的传说有关。

  西汉,东莱郡不夜、昌阳、育犁三县设治于今市境内,其治所、城池虽早已裁并废圮,名称却因袭迄今。两汉时期,境内人口已具一定规模,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地名有斥山等。《尔雅》:“东北之美者,有斥山之文皮焉。”斥山,亦作赤山,在今荣成市境内。有些地名可见于《齐记》、《齐地记》、《三齐略记》等地理杂记。如鸡鸣岛,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二十:“鸡鸣岛在县东北一百三十里。晏谟《齐记》云,不夜城北有鸡鸣岛。”可惜这些地理杂记原本已佚,散见于其它史籍中的佚文也难见全貌,使人易生歧义。如今羊亭村,曾名杨庭、杨亭,雍正本和道光本《文登县志》皆云,即《三齐略记》中的阳庭(亦作杨庭、阳廷、杨亭),而《续山东考古录》则谓“阳庭即腄城”,在今烟台市福山境内。孰是孰非,尚难辨别。

  晋初,昌阳县并入长广县,到北齐置文登县,今市境内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县治。可知,当时的社会动乱亦波及到境内,人口数量已经减少。到唐宋时期,境内人口又有相当规模的增长,地名数量亦有相应的增加。唐开成三年(公元838年),日本国高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,曾逗留境内。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,圆仁记录了各类地名二十余处,如乳山、望海村、赤山浦、桑岛、莫耶岛等。《太平寰宇记》中也记载了石门山、昌阳汤、海驴岛等地名十余处。

  南宋建炎二年(1128年)金兵南下,夺取京东州县。在此后直至明初的两百多年间,境内迭经战争动乱和自然灾害。居民流亡殆尽,聚落荒圮,大量地名亦随之湮没失传。因此,金元以前的地名虽然很多,但沿用于今的却寥寥无几。一些见于历史记载的地名,也因时境的变迁,演变得面目全非,使人不知今在何地。产生于金元以前的一些村落名称,多属民间世代相传,往往舛误,无据可考。这一期间,佛教和道教先后风行全国,也影响到境内。创建于这一时期的寺院道观,成为境内一些与宗教活动相关地名的滥觞。

  明初整饬海防,在沿海置立卫所,并实行军屯制度,设捕倭屯田军,议耕议守议战,社会环境相对安定。在这一时期,境内人口激增。今市境大多数村落形成于这一时期,大多数地名也产生在这一时期,成为现今村落名称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主体。许多地名与沿海卫所等军事设施相关,是这一时期所产生地名的显著特征,成为沿海地区在明代得到相应开发的历史见证。清代,境内人口继续增长,地域继续开发,新村落和新地名继续产生,见于《清史稿》地理志的各类地名已达六十余处。清代地名的一个重要特征是“庵”字地名的出现。“庵”字渊源于看护山林牧场的山庵(茅草房),是土地兼并加剧,许多农民成为佃户,土地开发转入山区的结果。这种山庵位置偏僻,可耕地少,几乎都是零散的小型聚落,一般不具备发展成为较大村落的条件。

  在威海市地名发展过程中,由于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诸多因素影响,市境内各地区在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很不平衡,因此,地名的分布同样也很不平衡。内陆山区地形复杂,交通不便,粮食缺乏,人口稀少,所以,地域开发和经济发展长期迟缓,村落和地名的数量、密度远远地少于沿海地区。不仅产生于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地名多分布在沿海地区,而且在历史时期绝大部分地名也分布在近海的平原、丘陵地带。金元时代虽有沿海居民进山避乱,使山区人口、村落有所增加,但明代沿海社会环境安定后,许多居民又相继出山。一直到清代适应山地栽种的玉米和地瓜这两种粮食作物引进以后,山区地广人稀、聚落疏远的状况才有转变。此后,山区的地名有了大量的增加。

  威海的街道地名肇始于明代。永乐元年(1403年)修筑威海卫城,是为城市建设的开端。至清初,卫城里有据可查的街道地名已达21条。这些街道名称多数与姓氏相关,是城里居民合族聚居的反映。1898~1930年间,英国强租威海卫,在卫城外的东部和东北海滨兴建“爱德华商埠区”。商埠区内有大小街道14条。这些街道名称多是外来地名,都用英文书写。威海卫收回的次年,1931年4~5月间,威海卫管理公署即对卫城里和商埠区的街道名称予以整顿,并由官方正式公布。经过整顿,卫城里的街道,大部分保留了原来约定俗成的名称,商埠区的街道,则移用我国当时的省、市、县名称和旧州、府名称取代原有的外来名称。这次地名整顿影响很大,有些名称一直沿用于今。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随着工业、农业、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,特别是城市各项建设事业的兴起,市境内地名日益增多,种类由简到繁。主要表现为各种台、站、港、场、水库、桥梁等水电和交通设施名称的出现,城市街道名称和城乡行政区划名称的不断增加。这些名称都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审批权限报经批准的,其产生、变化或者消失都是根据一定的行政管理程序进行的。这一时期,村落名称的变化,既表现为名称的日臻规范,表现为数量的减少。名称数量的减少,主要是小村落与邻近村落融合、名称自行消失的结果。此外,因兴修水利所引起的居民迁移,也使一些村落名称消失。

  威海地处山东半岛东端,古称为天末荒徼,经济、文化长期地落后于中原地区。元代由于海上运输的兴起,境内成为南北海运的必经之地,其地位始受重视。明清两代皆为海防要地。只是到了近代,其经济、文化才逐渐地发展起来。受这种社会历史背景影响,今市境内官方命名的地名少,民间命名的地名多,文雅地名少,通俗地名多;从事迹、取美名的地名少,从山水、从姓氏的地名多;受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影响的地名少,受军事活动影响的地名多。境内大多数地名都是在约定俗成的情况下产生的,一般没有很深的寓意。

  威海市地名属于我国北方语系地名的组成部分。由于自然环境复杂,人口迁徙频繁,地名丰富多彩。境内村落名称除以富有北方语言特色的庄、村等字为名外,有的显示该地自然环境的某一特征,有的体现村落与相关地形地物的外部关系,有的反映该地的社会历史情况,有的表达命名者的意愿,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。也有少数沿用了古地名,如文登市的旸里、旸里店、旸里后,荣成市的不夜等。

  境内山地丘陵面积广阔,地形地貌复杂多样。荣成、文登、乳山三市皆以山峰为名。绝大多数村落名称也是人们在对自然环境的认识过程中产生的,和自然界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在丘陵和低山地区,人们赖以生存的场所,局限于有耕地、有水源、有燃料的两山之间,河流沿岸和低缓山坡地带,村落大都依山傍河。这种地形地貌特征便成为村落外在的标志,成为村落名称的一部分。因此,村落以山、岭、顶、岗、崖、台、沟、河等地形学类名为名者居多。有的村落与山峰名称相同,如半壁山、福落山、逍遥山、甲子山等,既是山名又是村名,显然是山名的假借。有些地名用字具有特定的含义,如山间谷地称为“夼”,山口通道称为“口”或“岘”,山林称为“岚”,河滨平原称为“泊”。建立在这些场所的村落,名称中常常含有这些字。还有一些村落,在名称中含有炉、窑、店、甲、园、集、寺、院、观、庙、寨、屯、铺、桥等字,反映了历史上当地居民所进行的各种活动。

  今市境三面环海,自古即富鱼盐之利,经济发展同海洋开发关系密切。特别是自明清两代以来,沿海地区得到很大开发,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地名许多与沿海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关。威海市这个名称,即渊源于海洋。许多沿海村落,亦以岛、港、滩、嘴、沙等地形学类名命名。由于海河交互沉积所引起的海岸局部后退,在一些村落名称中即有充分反映。还有一些村落以所、墩、寨、堡等海防军事设施和灶(皂)、廒等盐业生产设施命名。

  历史上,由于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宗法制度制约,村落居民多是合族聚居,村落名称含有姓氏。或与庄、村、瞳结合为名,或与地形地貌特征结合为名,或与历史人文特征结合为名。这些名称一般包括三种成分,即姓氏、家字和反映村落自然或人文特征的词或词组。有的按照这三种成分顺序结构组成地名,如梅家沟、裴家岛、郝家屯、连家卧龙;有的逆序结构组成地名,如沟李家、岛邓家、屯杨家、卧龙戴家,等等。这种逆序词地名属于倒装地名的一种,虽然所占比重不大,也有近二百处,以荣成市境内最多。此外,村落名称中的“庄”字,往往与豪门大族所置的田庄相关,也是封建土地制度的产物。

  威海古为莱夷聚居地。莱,既是国名、地名,也是部族的名称。宣统《山东通志》卷二十:“莱,姜姓东方夷国”。有人认为,“莱”是汉化的越语地名,是古越语“山”的音译(唐善纯《古越语地名考释》,《地名知识》一九九一年第三期)。今市境内的不夜村,传为莱夷所筑的不夜城旧址。周振鹤、游汝杰的《方言与中国文化》认为,在古汉语中“不”是虚字,汉语地名惯常不用虚字,“不夜”这一名称可能不是汉语来源的,而是image
族已经难于考证。对今市境的早期地名是不是来自诸夏以外的民族语言,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。所以,这些先秦地名的语族、含义,还有待于分晓。

  公元前567年,齐侯灭莱,迁莱于郳,今市境尽为齐地。自秦代以后,随着国家的统一,文化交流的加强,境内居民成为正在形成中的汉民族的一部分。但在历史时期,由于受民族大融合和居民大迁徙的影响,境内社会人口流动性很大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在中原人民纷纷南渡的同时,一些人亦东迁避乱,辟地浮居。至今留居境内诸姓人口都有数万之众。金元时代,北人连年南下,战争不断地南推北移,长期的南北对峙,使许多来自江南塞北的文武官员、军士、百姓,包括许多少数民族的成员流寓境内。明初,来自南北各地的卫所官兵均携带家眷,其后裔多隶籍为民。在明代,还有许多祖籍外地的居民由海上或陆地自行迁入。金、元、明三代进入境内的居民,来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19个省市。主要来自今安徽、江苏、河北、河南、浙江和山东的西部,南方略多于北方,在现今的居民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。这些移民带来了来自各地的语言和文化,对境内地名的形成难免产生影响,形成自己的语言特征。

  境内地名的语言特征呈现出复杂的现象。表现为:渊源于南方的港字与埠字,在境内地名中大量出现,如麻子港、港头、范家埠、埠前等;地名中的附加成分在称说时被轻音弱化,如寨子、搬上、柴里等;有的地名用字在读音中保留着古老的纯擦音,如产、床、城等;有的地名古浊音平声字今读不送气音,如头、桥、屯、台等;在村落中存在着逆序词倒装结构的地名,如因邓家、泊于家、所陈家、马台王家等。诸如这些现象,尽管其产生的过程目前还不清楚。但是,究其原因,除了境内底层语言留下的痕迹在起作用外,与境内居民祖籍来自南北各地这种社会背景也是分不开的。此外,今市境内用于村落名称中的“疃”宇,也是安徽省部分地区村落名称的常用字,两地使用的方法是相似的。

  威海地处山东半岛东部丘陵地区,明代以后,境内社会人口相对稳定。清代虽然仍有部分外地居民迁徙入境,但外来语言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很小。受这种历史和地理条件制约,许多元末明初的语言特征得以保留下来,成为境内地名的语言特色。

  在历史时期,市境内地名在不断地发展变化。地名的发展变化,除了表现为新地名的大量产生和旧地名的自行消亡外,还表现为地名在流传使用过程中因受社会环境、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等影响所发生的变化,突出地表现为地名自身由于谐音假借所发生的演变。历史上,地名在产生之初,往往表现为语言形式,当表现为文字形式时,又常常字随音变,造成一名多写。最后,经过竞争,约定俗成为一个比较统一的书写形式。这种约定俗成通常采取谐音假借的方式进行,并由此促成了地名自身的变化。有的只取其音,不用其义,其结果表现为地名字形的简化,如,凤临简化为凤林,杨庭简化成羊亭。有的既取其音,又用其义,其结果表现为地名含义的雅化,如窝窿(方言指称周高中低的洼地,亦称窝落)雅化为卧龙,宅窠雅化为宅库。地名的简化趋向,有时还表现为由字数较多的长地名省略为字数较少的短地名,如山东头村省略为山东,大套河床省略成大床。纵观境内地名发展变化的历史,其求简、求雅趋向都是明显的。虽然某些地名由简练变得复杂,或者由典雅变得通俗甚至粗俗的现象也不乏其例,但这完全是由于某一种趋向起主导作用的结果。地名的简化或者雅化,往往使地名失去其原来的含义,变得面目全非。如大碑后变成大背后,低湾头变成地文头,密山变成米山等。这种变化有时可能给某些地名内涵赋于新的寓意,有时也使一些地名的词义变得不可解释,成为单纯指位的语言文字符号,为地名考证工作增加了许多困难。此外,地名在流传使用中,因字形相近或读音相似而出现讹误并产生变化的现象也是存在的。如荣成山是劳成山的传写之误,召石是朝儛的音转之讹。

  历史上,在地名的约定俗成过程中,由于地名的排它性作用,其求异趋向也是明显的。在历史时期,为区别同名,有时不是采取另取新名的办法,而是在相同的名称前冠以相应的对称词或者是方位词作为区别。诸如东、西河北,南、北小城,前、后峰西,大、小天东,上、下炉等相邻的对称的村落名称,都是在这种求异趋向影响下产生的。但是,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落后的交通工具,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和活动范围,人们只能区别视野以内的地名,不能区别视野以外的地名。因此,地名发展过程中的求异趋向,不能完全解决一定区域范围内地名的重名问题。要实现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名不重名,借助于行政管理的手段进行干预是必要的。

  以上所述,是威海市地名在历史上产生、发展、分布、变化以及地名渊源、区域特征和演变趋向等方面的概貌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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